莎迪：特朗普对伊朗核心领导层存在一个严重误判,特朗普伊朗高级将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莎迪】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内的多名政治和军事高层被谋杀后，外界普遍关注伊朗国内政权的变动。

事实上，从去年开始，伊朗就已经高度警惕最高领袖被暗杀的可能性，哈梅内伊本人也做出了一系列应对意外情况的安排。

传闻“12日战争”期间，哈梅内伊就曾拟定继任最高领袖的候选人名单。在安全方面，重新起用具有卫队和技术官僚双重背景的拉里贾尼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新设国防委员会，在安全议题上进一步加强决策统筹。军事上则下放指挥权，健全指挥官替补机制。

这些安排，连同伊朗政体复杂的制度设计，在哈梅内伊逝世后正式开始经历考验。

最高领袖继承程序

伊朗不是单一的民主政体，它的制度由直接选举、间接选举、交叉提名任命等多种方式产生。最高领袖是伊朗政治权力的绝对中心。其他选举或任命的政治职务具有任期限制，而最高领袖则是终身制，这保证了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可超脱于政治周期，专注于国家的长期战略和根本方向。

最高领袖由88人组成的专家委员会选举诞生，候选人须得票超过三分之二。专家委员会负责任命、监督及罢免伊朗最高领袖，成员按照8年一次的全民直选产生，但候选人必须是通晓伊斯兰教法的宗教学者。

从以往五届专家委员会的构成来看，保守派通常占据多数，而在2024年选举产生第6届专家委员会被外界视为极端“保守”，因此也就意味着本届专家委员会几乎不可能选举出一名违反政治保守立场的继任者。

专家委员会理论上具有选举最高领袖的权力，但实际上最高领袖的意愿也十分重要。在1989年的最高领袖选举中，拉夫桑贾尼声称，霍梅尼生前曾私下属意哈梅内伊继任。他的表态对专家委员会支持哈梅内伊起了关键作用。如果哈梅内伊对继任问题有过安排，专家委员会的选举结果也会受到哈梅内伊遗志的直接影响。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图自：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方网站

在最高领袖的资质方面，宪法规定最高领袖必须拥有宗教学识、政治才干和公正虔诚三方面素质。宗教资质要求体现了伊朗政体的伊斯兰价值。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颁布的1979年宪法中，明确规定最高领袖应当是具备“效仿渊源”权威的玛尔贾（Marja，也称大阿亚图拉），即为人们广泛追随的什叶派最高阶教士。

但是，这项宗教资格的规定过于严苛，在第一次最高领袖继任中马上出现问题。霍梅尼原本属意其弟子大阿亚图拉蒙塔泽里接班，但蒙塔泽里因政治自由化的倾向，与霍梅尼政见日益不合。1989年，霍梅尼宣布解除蒙塔泽里的接班人资格。

情势的变化迫使霍梅尼重新考虑接班人问题，在逝世前，他启动了宪法修订，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去掉关于宗教资格的严格限定，代之以“具备在不同教法领域进行独立教法裁决的学术资格”的笼统表述。

时任总统的哈梅内伊，当时只是低阶教士（霍贾特伊斯兰，Hujjat al-Islam），其政治才干、和拉夫桑贾尼的亲密盟友关系，以及霍梅尼去世前未雨绸缪启动宪法修订，为哈梅内伊当选最高领袖铺平了道路。

但事实上，政治才干和宗教学识都突出的人选直至今日也并不多见。从事宗教活动和政治活动，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专业领域，很难兼修。具有一定声望的宗教学者往往欠缺公职经验，而最高领袖不仅是伊朗的精神领袖，也是政治领袖，不可不具备政治能力。具有宗教学者背景的伊朗前总统拉夫桑贾尼、哈塔米、鲁哈尼、莱希，严格来说均只是“霍贾特伊斯兰”。总统佩泽希齐安和当前的实权官僚拉里贾尼、卡里巴夫等人，则并非宗教学者出身。

过渡领导小组和潜在继任人选

伊朗宪法规定，在新的最高领袖产生之前，由总统、司法总监及从宪法监护委员会内推选的一名宗教学者共同组成委员会（由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进行推选），代行最高领袖职能。在重大内政外交决策和军事任命上，该委员会需获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四分之三的票数同意。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是最高领袖的咨询机构，成员均由最高领袖直接任命，日常职能在于协调宪法监护委员会和议会之间的分歧。

目前，临时领导委员会包括：总统佩泽希齐安、司法总监莫赫塞尼-埃杰伊，以及推选的宗教学者阿里雷萨·阿拉菲。

在伊朗第一次最高领袖继任过程中，专家委员会在霍梅尼逝世后的第二天下午，就选举出了下任最高领袖，因此事实上几乎不存在权力真空时期。但是哈梅内伊的逝世伴随着严峻的战争挑战，阻碍了选举程序正常进行。据传，专家委员会已决定改为线上投票，委员会成员阿亚图拉阿里·穆阿利米已经表示：选举新领袖所需时间不会太长。

另外，还要考虑到，过早选出下任最高领袖，会将伊朗未来最高领导人再次暴露在斩首行动的风险中。因此，临时领导委员会可能会存在更长时间。

但集体领导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方案，它受到哈梅内伊遗留的体系性制约，其重大决策也将出现权威不足的困境。鉴于伊朗正处于战时状态，临时领导委员会当务之急在于团结国家、稳定民心，确保权力平稳过渡。

临时领导委员会中，司法总监埃杰伊为霍贾特伊斯兰，宗教学者代表阿拉菲则是一名阿亚图拉。他们两人本身就是下一任最高领袖的有力竞争者。

埃杰伊现年70岁。他的政治生涯与前总统莱希相似，主要在司法系统中担任公职，先后任总检察长、司法副总监、司法总监。他早年还曾任内贾德政府的情报部部长。埃杰伊公职经验相对丰富但较为单一，作为长期在司法系统任职的强硬派，也使他陷入争议性判决的负面公众影响中。

67岁的阿拉菲，履历则集中在宗教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相对较少为人所知。他先后任穆斯塔法国际大学校长（该校是一所宗教院校）和伊朗全国神学院院长，专家委员会副主席和宪法监护委员会委员。宪法监护委员会主要职能为监督议会的立法并确认其是否违宪，是一个实权部门，这为他积累了一定的立法经验。值得注意的是，阿拉菲公职生涯中的关键任命都是由哈梅内伊一手提拔。过去两天，阿拉菲发声颇多，俨然有临时领导委员会发言人之姿。

此外，常被提及的候选人还包括：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办公室核心顾问莫森·库米（66岁）；长期担任专家会议成员的莫森·阿拉基（71岁）；库姆周五主麻聚礼领拜人阿亚图拉哈希姆·布什里（70岁）；以及哈梅内伊次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53岁）和霍梅尼之孙哈桑·霍梅尼（56岁）。

值得注意的是，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虽然没有任何公职经验，但他与伊朗革命卫队关系紧密，在卫队中声望颇高。阻碍他成为继任者的最大因素反而是他作为哈梅内伊儿子的身份，因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就是在推翻君主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父子相继将对伊朗核心意识形态构成直接挑战。

这些人的履历相对于最高领袖的职责和能力要求来说，都不算十全十美。不过，同样的情况当年也出现在哈梅内伊身上，正如哈梅内伊花了几十年时间才建立起自身的绝对权威，下任最高领袖也必须在实践中历练并建立威信。

特朗普的误判

最高领袖虽然是伊朗毫无争议的权力中心，但伊朗体制本质上不是独裁政体，专家会议、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宪法监护委员会、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及形形色色的宗教和安全机构，构成了一套复杂和互相制衡的制度网络，其中存在大量权力竞争和精英博弈。在平时，这些制度网络可能产生制度冗余、决策分散的客观后果，但也在危机时刻提供了制度兜底。

目前很明确的是，特朗普被以色列兜售的“定点清除”方案所吸引，认为可以复刻委内瑞拉模式，通过清除伊朗的核心领导层来实现政权更迭，或至少迫使伊朗在谈判中屈服。这种思维反映了帝国主义的典型心态，即认为能够通过外部干涉来塑造一个国家的内部体制，甚至使一个主权国家成为服务于美国利益的傀儡。伊朗的猛烈反击使美国不得不重新校准其军事行动的范围、时间和能够达成的现实目标。

在《纽约时报》和ABC新闻的采访中，特朗普一方面炫耀美国已经消灭最有可能继承最高领袖的候选人，另一方面又透露他对未来谁可能继任心里有数。这番相互矛盾的言论表明，特朗普对哈梅内伊之后的伊朗内部形势缺乏把握。

伊朗权力过渡进程不仅对伊朗是个充满危机的过程，对美国来说更是如此。《华盛顿日报》援引美国官员，称拉里贾尼提出恢复与美国谈判，拉里贾尼在社交媒体上断然否认了这个说法。拉里贾尼的职责是在权力过渡期守护伊朗体制的延续性，而非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代行最高领袖权力。在没有产生明确的核心权威前，伊朗的军事行动将按照哈梅内伊逝世前的既定方案执行下去。如今，由美国一手制造的动荡，也将由美国自己吞下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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